戈登医生是一位跨越山海、怀揣仁心的医者，他将自己的医疗事业扎根在川西草原，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帮助，用专业与奉献守护着草原百姓的健康，关于他最后去向，现有内容未明确提及具体信息，仅着重展现了他远离故土、深入川西草原，在艰苦环境中践行医者使命，为改善当地医疗状况倾注心力的仁心事迹，其扎根草原的奉献精神令人动容。
初秋的川西草原已经裹上了浅金色的风，色达县翁达镇卫生院的院子里，62岁的戈登医生正蹲在地上，给一个穿藏袍的小男孩处理膝盖上的擦伤，他的藏袍袖口磨得起了毛，额角的皱纹里嵌着高原晒出来的深褐色，说藏语时带着点道孚口音，递糖的动作熟稔得像村里任何一个慈祥的阿爷——没人能第一眼看出来，这个一口流利藏语、会熬酥油茶、能骑马翻山去巡诊的“草原曼巴”,34年前还是个连高原反应都扛不住的加拿大白人。
戈登的原名是Bruce Gordon，1989年，28岁的他作为国际公益医疗组织的志愿者第一次踏上川西高原，本来只签了半年的援助协议，可第一次跟着乡卫生院的医生去远牧点巡诊的经历，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，那是冬天，他们骑着马在雪地里走了四个小时，才找到山坳里的一户牧民家：家里的小女孩发着40度的高烧，已经开始抽搐，家里人因为离卫生院太远，正准备按老办法求活佛祈福，戈登和同行的医生连夜给孩子输液、物理降温，守了整整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孩子的烧终于退了，孩子的阿爸攥着他的手，冻得开裂的嘴唇抖了半天，往他怀里塞了一整块刚做好的奶渣。 “那时候我突然明白，这里的人不是不需要医生，是医生走不到他们身边。”戈登后来总说，那户牧民帐篷里亮了一整夜的酥油灯，把他后半辈子的路也照亮了，半年援助期满的时候，他收拾好的行李箱又打开了——他跟组织申请，要留下来，留在这个连公路都没通、很多老人一辈子没见过听诊器的草原。
留下来的日子比想象中难得多，最开始语言不通，他就揣着个小本子，走到哪记到哪，给牧民看病时连比带划，不到两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安多藏语；高原冬天零下二十多度，卫生院的土坯房漏风，他晚上睡觉要盖三床被子，早上起来眉毛上全是霜；去远牧点没有路，夏天蹚冰河，冬天踩齐膝的雪，遇到马走不了的悬崖路，就抓着藤条往上爬，好几次摔得满身是伤，爬起来拍拍雪接着走，有次他去山那边的村子给老人体检，遇到暴雨引发的泥石流，被困在山洞里整整一天一夜，被找到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，怀里还紧紧抱着给村民带的疫苗，保温层裹得严严实实，一支都没坏。 牧民们慢慢记住了这个金头发、蓝眼睛，却总穿着藏袍、会说藏话的外国医生，他每次去巡诊，总有牧民早早在帐篷门口等他，给他端最热的酥油茶，把攒了好久的奶渣、人参果往他包里塞；他住的卫生院小屋门口，经常有人悄悄放下一捆干柴、一袋新鲜的牦牛肉，问是谁放的，没人肯说，有次他得了肺水肿住院，半个草原的牧民都骑着马赶来看他，病房门口堆的哈达摞得比人还高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阿妈走了一天的路来，把自己戴了一辈子的佛珠摘下来套在他手上，说“菩萨会保佑我们的戈登曼巴”。
1997年，戈登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：他放弃了加拿大国籍，正式加入中国国籍，还给自己取了个藏语名字“戈登”——意思是“善良的、有福气的人”，他说，从那天起，他不再是“来援助的外国医生”，他就是草原的孩子，是这里的人，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藏族妻子卓玛，在翁达镇安了家，把根彻底扎在了这片高原上。 扎根草原的三十多年里，戈登走遍了翁达镇周边方圆几百公里的每一个牧场、每一顶帐篷，谁家里有老人患慢性病，谁家的媳妇快到预产期，谁家的孩子该打疫苗，他的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，他自己攒钱给卫生院买了第一台B超机、第一辆用于巡诊的皮卡车，给偏远的牧点建了三个小型医疗点，让牧民不用再翻几个小时的山来看病；他走村串户给牧民讲卫生常识，劝大家生孩子去卫生院，帮着培养了二十多个本地的乡村医生，把医疗的种子撒在了草原上，当年他救回来的那个发高烧的小女孩，后来成了他的同事，现在是翁达镇卫生院的护士；他资助的三个牧区孤儿，两个考上了大学，一个回了草原当兽医，总说“要像戈登阿爸一样，帮自己家乡的人”。
有人问过戈登，后不后悔留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放弃了加拿大优渥的生活，他总笑着摇头，指着窗外草原上正在吃草的牦牛，指着不远处飘着炊烟的帐篷说：“你看这里的天多蓝，人多好，我在这里有家人，有需要我的病人，这就是我的家啊。”去年他退休了，却还是闲不住，每天照旧到卫生院坐诊，遇到有人找他看病，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，拿起药箱就走，他的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糖，是给来看病的小朋友准备的，就像三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来草原时，给那个发烧的小女孩递糖的样子。 风掠过草原的时候，会把经幡的祝福送到山的另一边，也会把戈登医生的故事，吹进每一顶帐篷的酥油茶香里，他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，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桥，让高原深处的人们看见了健康的希望，也让所有人看见：仁心从来没有国界，那些把真心捧给土地的人，终究会被土地和土地上的人,紧紧拥在怀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