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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头的老火葬场在秋末拆了最后一堵墙时，我正陪着奶奶蹲在田埂上摘棉花，风卷着细碎的棉絮飘过来，奶奶眯着眼睛望了望那片腾起黄尘的空地，枯瘦的手指捻着棉朵说：“以后啊，想闻你爷爷身上那股烟火味，都找不到地方咯。”
我对火葬场最初的记忆，总裹着一层呛人的烟火气和甜腻的麦乳精味，七岁那年爷爷走，是我第一次跟着大人踏进那扇刷着灰漆的铁门，院子里种着几棵歪脖子槐树，落了一地白花花的花瓣，像谁撒了半地没烧透的纸钱，大人们穿着皱巴巴的黑布衫，眼圈红得像浸了水的红枣，我攥着奶奶塞给我的麦乳精糖块，盯着烟囱里冒出来的灰白色烟柱发呆——那烟慢悠悠地飘上天，和天上的云缠在一起，我总觉得爷爷会顺着那根烟柱爬上去,变成云里的老神仙。
负责火化的是邻村的李爷爷，脸上总带着点洗不掉的烟灰，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里都嵌着暖意，他看见我缩在墙角，偷偷塞给我一个烤得热乎乎的红薯，声音哑哑的：“小朋友别怕啊，你爷爷就是去那边烤火了，暖和着呢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李爷爷在火葬场干了三十年，经他手送别的老人，比村里的老槐树结的槐米还多，有人说他身上沾着“阴气”，见了他都绕着走，可他总不在乎，谁家有白事，他总是第一个到，帮着抬棺木、整理遗容,末了还会把家属带过来的供品偷偷分给围在门口的流浪狗。
前几年村东头的张奶奶走的时候，子女们在外地赶不回来，是李爷爷帮着换的寿衣，还自掏腰包买了串她最爱的冰糖葫芦放在灵前，火化那天，烟囱里的烟飘了好久，李爷爷站在烟囱底下站了半宿，有人说听见他念叨：“老嫂子，孩子们都忙，我送你最后一程，到了那边别舍不得吃甜的。”
我以前总觉得“火葬”是个冰冷又残忍的词，是把活生生的记忆连同躯体一起烧成一抔灰，连点念想都留不下，直到去年奶奶摔了腿，我在医院陪床，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后事：“我走了就火葬，别买那么贵的棺材，占地方，你爷爷当年烧完的灰，我在里面摸出个小小的铜扣子，是他当年当兵时军装上面的，我串在钥匙上带了二十年，你看，哪能烧得干净啊，那些刻在骨头里的东西，火是烧不没的。”
我摸了摸奶奶挂在裤腰带上的钥匙串，那个磨得发亮的铜扣子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,像爷爷藏在岁月里的眼睛。
老火葬场拆完的那天，李爷爷抱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坐在废墟上，缸子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，漆掉得只剩半个“民”，他看见我走过去，举了举缸子笑：“以后要建新的殡仪馆啦，有电梯，有休息室，不像以前，家属们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”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，我忽然想起七岁那年他给我的烤红薯，热乎气透过纸皮烫得我手心发痒，那点热,比所有关于死亡的冰冷传说都要真切。
上周我去给爷爷上坟，把新摘的棉花放在墓碑前，风又吹起来，带着远处稻田的香气，我抬头看天，有朵云软乎乎的，像爷爷以前戴的旧棉帽，原来火葬从来不是什么告别仪式，它只是把那些爱过我们的人，熬成了天上的云，风一吹，就落在我们肩头，变成掌心的温度，变成钥匙串上磨亮的铜扣，变成每一个想起他们时,心里泛起的软和热。
那些烧不尽的、烫人的、藏在烟火里的爱，从来都没走，它们只是换了个地方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继续暖着我们往后的日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