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桂凤是越剧老生行当的标杆性人物，被誉为“越剧老生的定盘星”，她深耕越剧舞台多年，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、苍劲醇厚的唱腔，塑造出诸多深入人心的老生角色，形成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，她以戏载道，将艺术风骨刻进每一段戏文演绎中，不仅为越剧老生行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，更以对艺术的赤诚坚守，成为越剧发展史上极具分量的表演艺术家，其艺术造诣与艺德品格始终为业界与观众所称道。
在越剧百年的星河中,有这样一位奇女子：她不唱水袖翩跹的闺门旦，不演风流倜傥的小生，偏偏以女子之身扎起髯口、挺起脊梁，把从古到今的忠臣良将、市井老翁演得入木三分，让“老生”这个原本在越剧中常做“绿叶”的行当，长出了夺目的光彩，她就是越剧张派老生创始人——张桂凤，一位把“戏比天大”刻进骨血、把“德艺双馨”立成标杆的人民艺术家。
1922年,张桂凤出生在浙江萧山的一户贫苦农家，战乱与饥荒填满了她的童年，为了谋一条生路，11岁那年她进入嵊县科班学戏，彼时的越剧科班规矩严苛，练基本功时撕腿、下腰的疼，她咬着牙扛；跑龙套、演配角的苦，她沉下心熬，别的小姑娘学戏总爱挑俏丽的旦角、亮眼的小生，她却偏偏对髯口、厚底靴着了迷——她看着戏里的包拯刚正不阿、寇准忠直机智，觉得这些站得直、行得正的角色，藏着老百姓心里最认的“理”，她对着日出喊嗓练出了宽厚洪亮的嗓音，对着镜子揣摩老人的神态步态，从乡间草台到上海的戏院，一步步把老生行当演出了名堂。
张桂凤的戏,最动人的是一个“真”字，她打破了早期越剧老生“重唱不重做”的局限，讲究“演人不演行”，每一个角色都要摸透骨血：演《打金枝》里的唐皇，她既有帝王的威严，又有面对女儿女婿时的慈和，一段“孤王我坐江山非容易”唱得醇厚舒展，把帝王家的家常温情演得活灵活现；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的祝公远，她没有把角色演成扁平的“封建家长”，而是刻画出了一个固执又爱女的老父亲形象，那副怒其不争又疼在心里的模样，让观众恨不起来，只叹世事弄人；演《祥林嫂》里的卫老二，她又能收起老生的端方，把市井无赖的油滑、恶毒演得入木三分，一个眼神、一个耸肩都带着戏，连袁雪芬都赞她“把角色演活了”，她的唱腔刚劲质朴又韵味悠长，咬字掷地有声，拖腔里藏着人物的情绪，被戏迷亲切地称为“越剧麒麟童”，自成一派的“张派”老生，成了越剧艺术里不可或缺的瑰宝。
更让人敬佩的,是张桂凤身上那股和戏里角色一样的硬气与热肠，解放前在上海演戏，她和袁雪芬等进步艺人一起，顶住流氓势力的威胁、反动当局的刁难，排演《祥林嫂》等进步剧目，用戏文为苦难的同胞发声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她跟着艺术团四处慰问演出，下农村、进工厂、到部队，哪怕是在工地的土台上、边疆的寒风里，她扎上髯口就全情投入，从不因为条件简陋敷衍半分，她待晚辈更是掏心掏肺，台上她是托着年轻演员的“老戏骨”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她演祝公远，给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、傅全香配戏，从不抢半分风头，只把角色托得稳稳的；台下她是毫无保留的严师，教学生时从唱腔到身段，从人物理解到戏德品行，一点一滴都倾囊相授，哪怕晚年卧病在床，听到学生来请教，也要撑着坐起来讲戏，她总说：“越剧是大家的，不是哪一个人的，要把好东西传下去，才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祖师爷。”
从青丝到白发,张桂凤在越剧舞台上站了七十多年，从乡间草台的小戏子，到受人敬仰的人民艺术家，她的一辈子，就像她演了无数次的老松柏，根扎在民间的土壤里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把风骨藏在戏文里，把温暖留给观众和后人，如今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余年，但戏迷们听起那段“唐皇坐宫院”，看到舞台上那些扎着髯口、唱腔刚劲的老生身影，总会想起她——那位把老生演成传奇的女子，那位把德与艺都立成丰碑的张桂凤，她从来没有走远，她的魂灵，早就藏在一段段传唱不衰的唱腔里，藏在越剧艺术代代相传的根脉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