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惠文王赢驷是秦国东出战略的关键铺路人，他即位后虽以车裂之刑处决商鞅，却并未废除商鞅之法，而是继续沿用这套制度稳固秦国根基，为秦国后续的扩张与崛起筑牢了基础，赢驷在位期间，秦国在军事、外交上多有布局，进一步提升了国力，赢驷去世后，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秦武王嬴荡，也就是那位因举鼎而意外身亡的秦国君主。
后世提及大秦一统的功业,总绕不开秦孝公的商鞅变法、秦昭襄王的长平之战、秦始皇的横扫六合，却常常忽略夹在两代雄主之间的秦惠文王赢驷——他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“王”，是被老世族骂作“苛暴之君”、被后世学者低估的铁腕掌权者，更是在变法初成、根基未稳的岔路口，硬生生把秦国从“偏安西陲”的轨道扳向“东出争雄”的关键人物。
赢驷的人生开局,就带着与旧制度割裂的锋利印记，年少时身为太子，他曾在保守派的挑唆下触犯商鞅新法的禁令，彼时新法初行，举国上下都盯着贵族阶层的动向，若是太子开了“法不责贵”的口子，商鞅十年变法的心血便会付诸东流，秦孝公与商鞅顶住宗室压力，以“太子犯法，师傅代过”的原则，判太子傅公子虔劓刑、太子师公孙贾黥面——这桩事让年轻的赢驷成了新法“立威”的活靶子，也让他与商鞅、与激进的变法派结下了私仇，更让他早早看透了秦国朝堂的暗流：一边是手握实权、对新法恨之入骨的老世族，一边是靠新法崛起、掌握了行政与军权的变法新贵，两边的矛盾早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，只差一个导火索。
公元前337年,秦孝公病逝，19岁的赢驷即位，秦国的权力天平瞬间摇晃，被割了鼻子、蛰伏八年不出的公子虔联合老世族集体上书，要求诛杀商鞅，甚至罗织了“谋反”的罪名；而商鞅在秦国经营十余年，封地商於的百姓只知“商君之法”，不知新君之令，六国使者也纷纷暗中接触商鞅，想借秦国内乱捞取好处，摆在赢驷面前的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：若是保商鞅，便要与整个宗室老世族为敌，刚接过来的君位可能不稳，甚至会引发内乱；若是杀商鞅，会不会寒了变法新贵的心，让孝公一朝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？
赢驷的选择,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他先是放任老世族给商鞅罗织罪名，甚至默许人诬告商鞅谋反，逼得商鞅走投无路、在封地举兵抵抗，最终在渑池兵败被杀，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，全家被诛——这一手，既报了自己当年的师傅受辱之仇，又彻底平息了老世族的怒火，让那些以为“新君要废新法”的旧贵族们放松了警惕，可就在老世族们弹冠相庆，要求全面废除商君之法时，赢驷却突然翻了脸：他以“诬告商君谋反、扰乱国政”的罪名，把公子虔等为首的老世族势力连根拔起，接连诛杀了数百名反对新法的贵族，同时当众昭告天下：“商君之法，非商君之私，乃秦国之法，万世不易。”
这一套“杀其人而不废其法”的帝王心术，成了赢驷执政生涯最鲜明的注脚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商鞅之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，绝不能废；但商鞅的存在，已经成了新君收拢权力、平衡朝堂的障碍——商鞅功高震主，在民间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君主，只有除掉他，才能把变法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，也才能给那些被变法压制的旧贵族一个交代，让秦国的朝堂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赢驷的选择是对的：经此一事，秦国既没有走回旧贵族专权的老路，也没有出现新臣功高盖主的乱局，新法的根基反而在这一番血雨腥风之后扎得更深了。
解决了内部的权力问题,赢驷把目光投向了函谷关之外，在他之前，秦国虽然经过变法变强，但始终被中原诸国视作“西戎蛮夷”，连参加会盟的资格都没有，三晋尤其是魏国，始终卡在秦国东出的要道上，把秦国死死堵在崤山以西，赢驷即位后的第八年，他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事：效仿中原诸国，在龙门相王，正式弃“公”称“王”，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惠文王—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号改变，而是秦国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向天下宣告：秦国不再是周王室麾下的西陲附庸，而是要与山东六国平起平坐，甚至要逐鹿天下。
称王之后的赢驷,把秦国的东出战略一步步变成了现实，他大胆起用了出身魏国的纵横家张仪，拜为相邦，把“连横破纵”作为秦国的外交核心，一次次瓦解了六国联合攻秦的阴谋：他听从张仪的建议，出兵攻打魏国，拿下了河西之地，把黄河天险牢牢握在了秦国手里，彻底打开了东出的门户；他采纳司马错的主张，在六国盯着中原战场的时候，派大军翻越秦岭，一举灭掉了巴蜀两国，把天府之国变成了秦国的大后方，从此秦国“擅巴蜀之饶”，有了支撑长期战争的粮仓和兵源；他用张仪的“六里地欺楚”之计，激怒楚怀王贸然出兵攻秦，在丹阳、蓝田两次大败楚军，斩首八万，拿下了楚国的汉中之地，把关中、巴蜀、汉中连成了一片，彻底解决了楚国对秦国腹地的威胁；他还趁义渠内乱出兵平定义渠，在西北设立郡县，获取了优质的牧场和战马来源，解决了秦国后方的游牧民族隐患。
赢驷在位的27年里,秦国没有打一场无准备的仗，没有走一步无用的棋：对外，他把秦国的版图扩大了近一倍，让山东六国从“卑秦”变成了“惧秦”，多次合纵攻秦都被他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瓦解；对内，他完善了秦国的法治体系，设立了相邦制度，打通了平民人才入秦的通道，张仪、司马错、公孙衍、樗里疾这些能臣武将，都在他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，他从来不是什么守成之君，而是真正的开拓者——秦孝公给秦国搭好了变法的架子，是赢驷把这个架子变成了真正能横扫天下的战争机器。
只是这位铁腕君王的晚年,却带着几分英雄末路的悲凉，他晚年得了重病，经常神志不清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有人说他是因为杀商鞅太多、杀世族太多遭了报应，也有人说他是常年操劳国事耗尽了精力，更让他心力交瘁的是储位之争：他的两个儿子，赢荡勇武好战，赢稷聪慧沉稳，背后各有势力支持，朝堂之上暗流涌动，公元前311年，46岁的赢驷在咸阳宫中病逝，葬于公陵，他的儿子赢荡即位，也就是后来举鼎而死的秦武王。
后世很多人因为“车裂商鞅”的事，把赢驷视作心胸狭隘的暴君，却忘了他杀的是商鞅，守的却是商鞅用一生换来的变法成果；忘了在他之前，秦国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诸侯国，在他之后，秦国才有了“席卷天下、包举宇内”的底气，他不是完美的君王，他有狠厉无情的一面，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他也有识人用人的胸襟，能让来自别国的人才在秦国身居高位；他没有像后来的秦始皇那样一统天下，却为后来的一统铺好了最坚实的路——他是大秦的第一位王，是那个在历史转折点上，扛住了所有压力和骂名，把秦国带上王图霸业之路的赢驷，是大秦东出之路上，永远不该被遗忘的铺路人。
